作为湖南省首家省市共建的地方法人银行，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自2016年由原长沙市五家城区农信机构合并组建以来，始终强调其服务“三农”、小微和地方经济的定位，并依托广泛的网点布局(截至2025年6月末达162个)和深厚的本地客户基础，在长沙市金融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。表面上看，该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、资本充足率维持高位、存款结构相对稳定，似乎印证了其“稳健发展”的叙事。但是深入剖析不难发现其经营业绩实则步履维艰炒股杠杆是什么，盈利能力持续萎缩，资产质量加速恶化，而管理层在应对结构性风险与市场变化方面显得被动且乏力。
截至2025年9月末，长沙农商行资产总额为18，983，727.19万元(约1.90万亿元)，虽较2024年末的19，604，760万元略有回落，但仍显著高于2022年末的17，761，771万元，显示其整体扩张态势未止。同期股东权益达1，706，445.28万元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2.53%、资本充足率14.83%，均远超监管底线，短期内资本补充压力不大。这一看似健康的资本状况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行近年来采取的“以时间换空间”策略——即通过加大利润留存、放缓业务增速来维持资本指标。然而，这种“稳健”是以牺牲股东回报和盈利能力为代价的。2024年该行净利润仅为87，291万元，较2023年的127，660万元大幅下滑31.62%；进入2025年，颓势加剧，上半年净利润仅12，854万元，同比暴跌73.05%。如此断崖式下跌，绝非周期性波动所能解释，而是管理层在收入端与成本端双重失守的直接后果。
收入端的崩塌首当其冲源于净息差的持续收窄。2024年该行净利息收入为362，467万元，同比下降8.11%；2025年上半年净利息收入174，776万元，同比再降5.67%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LPR利率下行与同业竞争加剧导致资产端收益率快速下滑，另一方面是尽管该行试图通过控制三年期大额存单发行、调降存款利率等方式压降负债成本，但付息率降幅明显小于资产端收息率降幅，导致利差空间被无情挤压。管理层显然未能有效构建对冲利率风险的资产负债管理机制，亦未及时调整信贷定价策略以适应新环境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传统赖以生存的利差收入不断缩水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在收入下滑的同时，信用风险成本却在急剧攀升。为应对不良贷款的快速增长，该行不得不大幅提高拨备计提力度。2024年资产减值损失高达154，936万元，同比增长24.03%，占当年拨备前利润(289，004万元)的53.61%；2025年上半年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17，713万元，同比增加24.50%。拨备覆盖率因此从2022年末的205.21%一路下滑至2025年6月末的145.25%，风险抵御能力显著弱化。这一趋势暴露出管理层在信贷风险管理上的严重滞后。截至2025年6月末，该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338，302万元，不良率升至2.66%，逾期贷款占比达4.40%。新增不良主要集中在房地产、建筑业及抗风险能力薄弱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，而这恰恰是该行长期深耕且高度集中的领域。
事实上，贷款行业与客户集中度高企，正是长沙农商行当前困境的核心症结，也反映出管理层战略上的短视与路径依赖。截至2025年6月末，该行贷款主要投向建筑业(16.26%)、批发零售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及房地产业，五大行业合计占比高达57.08%。其中，建筑业、房地产业及个人按揭贷款合计占比33.66%，房地产相关风险敞口巨大。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，部分房企客户销售受阻、资金链断裂，不仅自身形成不良，还拖累上下游建筑企业无法按时结算工程款，偿债能力恶化。存量不良贷款中，建筑业与批发零售业合计占比达60.65%，前十大不良贷款客户占比32.94%，且多为房产土地抵押贷款，处置难度极高。面对如此明显的结构性风险，管理层非但未能及时调整信贷投向、分散风险，反而在2025年上半年继续推动总贷款增长6.19%，并大幅增加展期和无还本续贷规模至97.39亿元(较年初激增41.74%)，其中已有10.47亿元沦为不良。这种“以贷养贷”的做法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将短期风险延后，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。
此外，管理层在业务转型上的努力亦显乏力。尽管提出“抓小不放大”和推进零售转型，但由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不足、同业竞争激烈，对公贷款客户数量实际在下降。虽然2024年推出的“房抵快贷”等产品带动了个人贷款增长，但这本质上仍是依赖房地产抵押物的旧有模式，并未真正建立起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或消费金融能力。与此同时，为支持实体经济投放，该行主动压缩了金融投资规模，2024年金融投资资产同比下降，2025年上半年继续减少。此举虽具政策导向意义，但在净息差收窄、非息收入尚未形成支柱的背景下，进一步压缩了潜在收益来源，凸显其盈利模式单一、转型路径模糊的窘境。
值得肯定的是，长沙农商行在负债端仍保有较强韧性。截至2025年6月末，存款总额达15，109，887万元，占总融资超80%，其中个人存款占比63.10%，定期存款占比62.36%，体现出扎实的零售基础和客户黏性。这得益于其历史积淀、网点优势及地方政府的背书——省、市两级国有法人合计持股42.52%，并在不良处置、业务发展等方面提供支持。同时，其投资风格相对稳健，高流动性、高评级债券占比较高，使得尽管存在资产负债期限错配(一年内到期负债占比66.14%，资产仅47.52%)，整体流动性风险尚属可控。
然而，这些优势正在被日益恶化的资产质量和不断萎缩的盈利能力所侵蚀。2025年1–9月，该行实现净利润41，718.92万元，看似有所回升，但需注意同期“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”高达56，132.38万元，主要源于债券市场波动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。这意味着其核心经营利润(营业利润72，953.24万元)仍十分微薄，且高度依赖非经常性损益。若剔除这部分收益，其主业盈利能力几近枯竭。平均资本回报率从2022年的8.40%骤降至2024年的4.84%，正是对其经营效率下滑的最佳注脚。
长沙农商行所谓的“稳健前行”，实则是依靠地方政府支持、高比例个人存款和利润留存构筑的一道脆弱防线。其管理层在面对利率市场化、房地产下行周期和区域经济波动等外部冲击时炒股杠杆是什么，缺乏前瞻性的战略调整与有效的风险应对机制，导致资产质量持续承压、盈利能力断崖式下滑。贷款结构的高度集中、对房地产相关行业的深度绑定、以及“以贷养贷”的风险延缓策略，不仅暴露了其风险管理的短板，更预示着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资产质量反弹压力。